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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船作喻，习近平表达的中国世界观******

　　(近观中国)以船作喻，习近平表达的中国世界观

　　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谢雁冰 黄钰钦)“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

　　在不同国际场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以船作喻，揭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观察家看来，这个形象的比喻也真切表达出中国的世界观。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各国同在一艘船上，命运休戚与共，既表达出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折射出中国与外界的相处之道。

　　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日内瓦万国宫大会厅，习近平更详细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动因、愿景与实施路径。

　　如今，这一理念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多次被写入双多边会议和联合国文件，中国更以诸多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中老铁路全线通车，助力老挝实现由“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变；中欧班列已铺画82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200个城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迈入“快车道”，一系列能源、交通项目持续为巴基斯坦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发挥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从亚太到非洲，从欧洲到拉美，逐渐从一颗梦想的种子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截至目前，已有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罗建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携手发展搭建了新平台，为各国增进互信架起了连心桥，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新动力，向全球明确传递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着眼当下，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同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这个比喻，更具现实意义。当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乌克兰局势牵动世界，国际社会期待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从命运与共的视角出发，接连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处在逆流险滩中的世界阐明航向，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

　　中国不仅是倡议的提出者，更是推进落实的行动派，知行合一的中国力量积极推动各国握紧合作共赢之手——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中国疫苗跨越山海，防疫物资走出国门，诠释出在命运与共的视角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度面临“倒退”风险之时，中国连续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面对纷乱复杂的乌克兰危机，中国既积极劝和促谈，又面向长远提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呼吁打开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的大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目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向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展现出同各国命运与共的胸怀和担当。

　　穿越惊涛骇浪，需要共同力量。中国不仅发出“要做什么”的倡议，也向世界传递“不做什么”的鲜明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在不同国际场合，习近平传递出的中国立场清晰明确，在一艘大船上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到在全球性挑战面前持续推动多边国际合作，从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为金砖机制探索发展空间，到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扩员……作为首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更是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以行践言，中国一直用行动诠释着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

　　“不做什么”“要做什么”，习近平以明确的立场、清晰的表达阐明中国选择，也给出如何使这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行稳致远的中国答案。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如何同世界携手一起向未来？回看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天下一家”焰火在鸟巢上空升起的那一刻，中华文化中对于世界大同的美好祝愿尽显，这亦是这个东方大国世界观最直观的表达。(完)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